周焰 柳宏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曾拟南迁“两淮”，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但它对于了解当时全国形势的发展和中共中央的决策及其变化、对于了解苏皖解放区的地位、建设成就和重要作用，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一、 中共中央拟迁“两淮”的提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局势和国民党的内战阴谋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应当因势利导，首先是反映人民在长期战乱后休养生息的强烈意愿，力图避免内战，争取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如果国民党能接受和平的要求，在和平的条件下同各方面合作进行建设和改革，那么，即使前进的道路会更加曲折，斗争会更加复杂，这样做仍然有利于人民。基于中共中央对时局的科学分析，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前夕，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议论过抗战胜利后延安的地位。他说：“延安之所以重要，一因打日本，二因蒋介石在重庆，即都是偏安之局。如蒋回到南京，延安就不那么重要了。当然，不要轻易搬家。”①因为，中共中央机关的搬迁毕竟不是一个小问题，况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内形势发展和变化太快了，所以，毛泽东虽然已在考虑这个问题，但他还没有考虑成熟。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开了22天，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案、政府改组案、宪法草案、国民大会案和军事问题案等五大议案。这些协议的签订，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体制和内战政策。2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肯定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提出“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这个指示虽然对形势的估计有些过分乐观，但它表明了中共中央真诚地谋求和平、争取和平发展道路的希望。
1946年2月2日，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如何实施政协协议时，刘少奇说：“华中（指苏皖解放区）我们应该保留，也可能党中央将来搬去，这个问题也要告诉周恩来。”朱德随即表示了相同的意见。2月6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说，如果政府改组确定了，党中央的工作重点会搬过去。因此，党中央机关要考虑搬家问题，搬到离国民政府近一些的地方，不要对抗。②2月底，毛泽东在与第三次到延安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交谈时有这么一段话，张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毛答：“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③3月中旬，毛泽东与访问延安的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交谈时再次谈到了他的想法。梁漱溟在1950年至1951年口述的回忆《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中说：“那时，苏北许多地方为共产党所控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起来的游击根据地。1946年春我到延安，毛主席就曾告诉我，‘中共中央准备搬到清江浦（即为淮阴城），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作个委员，预备在南京住几天，在清江浦住几天，来回跑。’”同一期间， 周恩来也曾向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和政治协商会议联络秘书蒋匀田说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即将迁到苏皖解放区。”④这些都说明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在酝酿中共中央机关搬迁“两淮”一事。
然而，和来之光转瞬即逝。时隔不久，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言而无信，彻底撕毁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悍然大举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改变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南迁“两淮”的计划也就随之而取消。
二、“两淮”城秘密的前期准备
1945年9月，淮阴、淮安城（今楚州市区）相继解放，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块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地域宽广的苏皖解放区。10月下旬至11月初，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和苏皖边区政府先后在淮安城、淮阴城成立，“两淮”遂成为苏皖解放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究竟中共中央南迁淮阴城还是淮安城，目前在党史界说法不一。其实，这两种说法讲的是一回事。这是因为：第一，从地理位置看，两城都是京杭大运河线上的重镇，相距仅30余华里，几乎是连接在一起，历来就有“两淮”之说。第二，从机关设置看，淮阴城是政府机关所在地，而淮安城是党组织机关所在地。两地党政领导分工合作，联系密切，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第三，从准备迎接的情况看，据一些当事人回忆，两地都已秘密地进行了许多前期准备工作；华中分局还提出了“要把淮阴、淮安两个城市统一起来，建设新的红色首都”⑤的设想。因此，笔者以为，所谓“淮阴、淮安之争”毫无实际意义，统提“两淮”符合历史实际情况，也解决了这个争论。
1991年8月，原中共华中分局委员、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其实从中国共产党来讲，是真正愿和国民党合作建国的。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似乎在我们预料之内，也似乎在我们预料之外。因为在淮阴的时候，我曾经得到华中局一个通知，说党中央要从延安搬到淮阴来。参加南京工作的同志有事情要开会就去南京，没有事情又不开会就可以回到淮阴的。中共中央的总部就要建在淮阴，就由我负责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建立中共中央总部。当时我们的设想是砖木结构的平房，地势要高，不会被水淹，我也曾和少数同志到淮阴城外面走过几趟，看了些地势较高的位置。还没有定下来的时候，解放战争就开始了，这个计划自然没有实现。”⑥另据有关老同志回忆，当年李一氓曾与清江市政府建设科的同志到清江市与淮安县（今楚州区）交界的洪福乡去实地选址，这与李一氓的回忆完全一致。
2000年10月，原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秘书处处长欧阳惠林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记述了此事的有关情况：1946年4月初，当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将党中央准备南迁的信息告知分局秘书长吴仲超后，吴仲超就在淮城市区选择购买了一些房子以及字画、瓷器、古董等，以作适当的准备。当时机关干部不知内情，对吴仲超的做法议论纷纷。一次，当欧阳惠林在处理一份文稿向吴仲超请示时，顺便就干部议论之事向他提出询问。吴仲超听后却很平静地对他说：“你不知道，这是个任务。党中央曾同华中分局主要负责同志谈过，如果真能实现全国和平，成立联合政府，党中央机关就打算迁淮阴、淮安来。那时把淮安、淮阴两城联成一片，成立‘两淮市’，作为党中央领导全国工作的中心。并从淮阴到枣庄之间修一条铁路专线，把山东作为党中央机关依托的后方基地。蒋介石是个大坏蛋，为人阴险，手段毒辣，即使实现了全国和平，我们仍须提高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警惕性，防备其突然袭击对我党中央机关和毛主席的谋害。我党中央和毛主席决不能住在南京。我们住在淮阴、淮安就比较安全。两淮与南京仅一江之隔，如果实现全国和平，国共两党合作，有事协商与定期开会，毛主席就可随时到南京去开会，开完了会就回来。这样来往，十分便利，又很安全。我买房子、字画、瓷器、古董这些东西，都是为党中央机关迁来两淮做打算的。此事系组织上交待我的任务，对外保守秘密，不得泄漏，只好由我亲手来办。淮安在旧社会原是一些旧官宦豪富定居落户的地方，有大量的房屋、字画、古董。抗战胜利后有些大户家境没落，生活困难，都在出卖房产、文物、古玩等，而且价钱也很便宜。现在既然有些干部在背后议论，我就告知你这一情况，使你了解，但是，你千万不能同任何同志讲，需要保密。现在是战或和尚无定论。有些干部在议论我办此事，只好听其议论，将来总有机会讲明白。”⑦
与这类回忆内容相似的还有原华中分局第八地委社会部部长王华，他说：“1946年4月，华中分局在淮安召开了各地委社会部部长会议。会议由谭震林（华中分局副书记）、李士英（边区公安总局副局长）主持。这次会议主要是根据中央要把淮阴、淮安两个城市统一起来，建设新的红色首都，与国民党老窝南京隔江相望，国共两党和平竞赛。”⑧另据当年驻淮城市机关的老同志回忆，分局曾将一些办事机构从城内环境优美的蒋公馆、丁家花园搬出，并粉刷一新，准备让延安来的中央领导同志居住。由此可见，华中分局曾为实施中共中央搬迁计划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三、 中共中央南迁计划的历史意义
中共中央机关的搬迁，既要从安全考虑，又要从革命发展前途考虑，是一个慎之又慎的重大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对从延安迁往“两淮”一事，一直处于深思熟虑的酝酿筹划之中。从中共中央适时地制定和调整决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明白以下几点：
（一）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诚意。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代表大地方、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夺取抗战胜利果实，用内战的方式使中国回到抗战前一党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围绕着建什么国，中国面临着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为了争取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摆脱以往苦难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以革命的两手策略，与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最大的努力避免战争的道路。为此，中共中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政治口号；毛泽东接受邀请赴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代表签订《“双十”协定》；随后，在中共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被迫同中共签订《停战协定》，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如前所述，这次会议作出了五个议案，其基本精神就是要立即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次会议后，中共中央从革命大局出发，便酝酿要离开朝夕相处了八年的延安，南迁“两淮”，以促成全国性的联合政府的早日实现。这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争取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
（二）显示了苏皖解放区特殊的战略位置和民主建设的辉煌建树。
中共中央为什么选择“两淮”为搬迁的新址呢？除了其具备中共中央顺应历史潮流的“天时”外，“两淮”的“地利”优越、政通人和，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以“两淮”为中心的苏皖解放区，位于长江北岸，地跨苏、皖、豫三省，东濒黄海，西迄涡河、裕溪口一线，南接长江，北枕陇海铁路，面积20余万平方里，人口约2300万。这一地区物产富庶，交通便利，贯通南北、东西的津浦、陇海铁路及京杭大运河，或纵贯其间，或横亘境北；这一地区与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南京隔江相望，把握中国经济命脉的上海也近在咫尺。正因为这里是接近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中共领导人不仅到南京共商国事比较方便，而且中共采取的方针政策会对国统区的人心向背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和重视这一地区。
中国共产党为建设和保卫苏皖解放区竭尽了全力。在华中分局、苏皖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苏皖解放区迅速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进行民主建设，取得了辉煌建树，并很快跻身于全国模范解放区的行列。在厉行民主上，各级政府领导班子实行“三三制”，无党派人士和开明士绅占有一定比例。重庆《新华日报》专门介绍边区政府中中共人士与非党人士韦悫、季方及田丰等亲密共事、真诚合作的情况，使人民看到了中国民主团结的希望；制定和颁布了近百个条例和法规，确保了解放区人民最广泛的民主自由的权利和良好的民主秩序。在经济建设上，雷厉风行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五四土改指示》，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全边区1500余万农民获得土地，占总人口的60%以上，从根本上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华中分局领导亲自总结的鹅钱乡土改试验经验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并在解放区推广。与此同时，全边区在兴修水利、生产救灾、交通运输、扶助工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各地呈现一派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勃勃生机。在文化建设上，一批著名的文化、教育、新闻人士荟集淮阴，各类文化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学术活动空前活跃。各类学校日益恢复与发展，全边区有中学77所，小学8600多所。华中建设大学以全新的学风和教育质量，堪与全国解放区的华北大学、山东大学、北方大学相媲美，被誉为“新民主主义之花”。苏皖边区政府制定的《苏皖边区国民教育实施法》经重庆版《新华日报》转载后，在全国解放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总之，苏皖解放区的“地利”优越、政通人和，正是中共中央机关移址所需要的必备条件和和谐的环境。这也是苏皖解放区对中国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
（三）、揭示了国民党当局坚持独裁政治和内战政策的真面目。
中共中央南迁“两淮”计划未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国民党坚持独裁政治和内战政策，不断在苏皖解放区挑起军事冲突，使这一地区紧张局势逐步升级。国民党当局认为，“自古未有两淮不安而立南京者”，因而，对苏皖解放区觊觎已久。《停战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当局借口苏皖解放区“威胁京（南京）沪（上海）”，就密令其军队“抢占战略要地”，变本加厉地向解放区边沿的城镇袭击。据统计，在停战令下达后的半年中，国民党违令向苏皖解放区进攻达394次，攻占城镇175个。1946年6月，当国民党认为已经完成内战准备时，竟集中11个整编师、31个旅，共27万兵力，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方针，以淮阴、淮安为主要目标，向苏皖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到7月中旬，苏皖战场已硝烟弥漫，战火蔓延整个解放区。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国民党当局把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顽固坚持独裁政治和内战政策的真面目。
注释
①②④转引自田为本《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曾拟南迁》，载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7年第8期。
③《张治中回忆录》（下），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749-750页。
⑤《李一氓谈施政方针》，《新华日报（华中版）》1945年12月10日。
⑥《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346-347页。
⑦欧阳惠林《经历与往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办编第350-352页。
⑧《王华采访笔录》存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办公室资料室。
（作者单位：淮安市档案局 淮安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