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它不但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为它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党中央先后两次召开中央全会，对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部署。

　　档案工作属于精神文明建设范畴，它不但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各级档案馆、室藏档案资料，其本身就是民族文化遗产、国家宝贵的文化财富。由于它具有多重价值，各级档案部门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进行开发，使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各级档案部门通过公布史料、出版书籍、史料汇编，举办陈列展览、拍摄专题片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开展生动形象的思想道德教育，为努力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思想道德建设的生动素材

　　伟人、名人档案真实地记载和反映着人物的言行和思想风貌，因此，将他们的有关文献编纂公布和将其档案收集整理成名人全宗或举办展览，能产生明显的教育效果。1979年，《红旗》杂志第一期影印公布了1941年毛泽东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和1946年毛泽东给蔡博等五青年的信（均为手迹）。毛泽东的这两封信主要内容是告诫他的儿子和蔡博等诸位青年同志，“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希望他们“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将来报效祖国。当时正值粉碎“四人帮”不久，“文革”时期形成的“知识无用”谬论的流毒还有待彻底肃清。《红旗》公布毛泽东这两封信，对于教育广大青年努力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是江苏淮安人。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为处理亲属等问题，多次致信淮安县委、县人委，表现了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高风亮节。这些书信均收藏在淮安县档案馆（现为淮安市楚州区档案馆），成为馆藏中极其宝贵的珍品。为了充分发挥这些书信的教育作用，1979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周恩来致淮安县委、县人委的其中三封信。1958年6月29日，周恩来用毛笔给中共淮安县委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的信。信中提出将弟媳陶华住的房屋外的全部房院交给公家处理，并要求县委“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引人参观。”1956年10月29日和1957年4月19日，为婶母治病及其后事处理，周恩来给淮安县人委先后写了两封信。周恩来主动提出今后弟媳陶华的生活费用均由他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照顾。”随信又寄来婶母安葬费用尾欠垫款25元。

　　这三封书信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公私分明、严于律己的高贵品质和不搞特权、不谋私利的党性原则。《人民日报》当时公布这三封书信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这对于全党更好地贯彻执行颁发不久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教育作用。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是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好干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了利用档案资料宣传焦裕禄精神，河南省兰考县档案馆在馆藏675份焦裕禄手稿的基础上，又收集了江泽民、李鹏、李瑞环、陈云、宋任穷等中央领导的题词；焦裕禄同志的笔记本、工作照片、荣誉证书；电影、电视剧《焦裕禄》文学剧本、分镜头剧本、剧照；以及有关焦裕禄事迹报道文章、书籍，建立了焦裕禄全宗，形成39卷档案，使档案馆成为全国学习、宣传焦裕禄精神的档案资料中心。为方便查找利用，档案馆编研人员还编写了《焦裕禄事迹专题概要》、《学习焦裕禄大事记略》、《向焦裕禄学习文章索引》等。

　　焦裕禄全宗建立后，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为宣传、弘扬焦裕禄精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电影《焦裕禄》编剧方义华同志通过焦裕禄全宗，很快全面了解掌握了焦裕禄生平事迹。她查阅了焦裕禄亲笔起草的文件后，深深地为焦裕禄精神所感动，这些都为作者创作剧本奠定了思想基础。电视连续剧《焦裕禄》开拍后，道具制作人员来到档案馆要求查看焦裕禄当年起草文件用的稿纸式样。根据档案馆提供的材料，剧组很快就复制出一模一样的稿纸来。拍摄进入尾声时，导演急需一份焦裕禄手稿及中央领导题词。当时他们嫌在馆内拍摄效果不好，想带回剧组拍。为了配合拍摄工作，档案馆同志破例带上档案，随同拍摄人员来到剧组，直到深夜12点多钟摄制完毕后才将档案带回馆归档。

　　为了更好地发挥焦裕禄全宗的教育功能，服务于社会，让更多的人全面学习了解焦裕禄精神，1990年4月至7月，兰考县档案局在县委宣传部的配合下，由档案馆一名同志主笔，利用馆藏档案资料，编写了《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一书，12万字，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都作了专题报道，认为该书集中反映了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品质，生动地再现了焦裕禄的光辉形象，是学习焦裕禄、宣传焦裕禄精神的翔实教材。

　　雷锋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是代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规范的一面光辉旗帜。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号召大力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加强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建设。座落于辽宁省抚顺市的雷锋纪念馆，通过有关雷锋生平事迹档案资料、实物的陈列，向千万人民群众生动形象地宣传雷锋精神，为继承和发扬雷锋精神，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1年，北京市东城区档案馆为京城活雷锋——北京军区总医院原副政委孙茂芳办的《孙茂芳个人档案展》，成为进行“三观三德”（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的生动课堂，弘扬正气的“窗口”。《孙茂芳个人档案展》展出后，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人们纷纷前往参观。大家将展览称之为“是一种最实际、最形象的道德教育载体”，是开展“三讲”教育的典型教材，对于弘扬雷锋精神、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展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号召我们：“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帮助人们认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在全社会发扬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要把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宏伟目标，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中共党史和基本国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国防和国家安全，作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

　　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各部门都在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开展广泛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运动。档案资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教材。因此，全国各级档案馆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担负的神圣职责，把创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新时期档案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把对社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2000年全国档案馆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档案馆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来，全国相当一部分国家综合档案馆已成为国家、省、市、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档案部门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支重要方面军。

　　利用重大节日和纪念活动，对人民群众进行集中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是档案部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创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重要内容。1999年，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各级档案部门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热情讴歌共和国50年来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向全社会宣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的道理。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拍摄并发行了一部以档案为内容的18集电视文献片《共和国的脚步》，先后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和北京、上海等20多个省市的120多家电视台播出。该片的光盘，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国庆50周年重点音像电子出版物选题。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的史料汇编《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一书也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国庆50周年重点图书。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配合建馆40周年纪念活动，还举办了“中央档案馆馆藏珍品暨全国档案事业成就展”。北京市档案局馆举办的“让昨天告诉今天——北京商品票证回顾展览”、“共和国的庆典——历年首都国庆活动纪实展”则以独特的视角，真实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家的巨大变化。广东省、广州市档案馆举办“百年广州——珍藏档案照片展”，青岛市档案馆等承办的“世纪之路——青岛百年回顾展”以照片、图片为素材，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展示了包括建国50年在内的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化。外交部档案馆编辑出版了《新中国外交五十年》。全国大部分省、市级档案馆都举办了不同内容的陈列展览或出版了史料汇编等书籍。这些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成果，唱响了祖国颂、社会主义颂、改革开放颂的主旋律，对广大群众进行了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这是各级档案部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1996年，上海市档案局馆和上海广播电视局、创新电视制作社合作组织拍摄的8集电视连续剧《一号机密》，生动反映了建国前我党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地下文库工作的革命前辈的英勇斗争业绩，热情讴歌了我党地下斗争时期档案工作者以大智大勇的英雄气概，用生命和热血誓死保卫党的绝密档案的动人事迹。这部弘扬主旋律、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后，成为一份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这是第一部由档案工作者自己创作的，表现党的早期档案工作者斗争事迹的电视剧，填补了档案题材电视剧的空白。

　　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与中央电视台、湖北电视台经济频道联合拍摄的电视文献片《新四军》，是1999年以来，中央档案部门继国史文献电视片《共和国的脚步》和两部党史文献电视片《自从有了共产党》、《红旗飘飘》之后，又一部利用档案向全社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成果。《新四军》以文件、照片、电影、文献等档案资料的展示，历史事件当事人和权威专家的采访，有关遗址和文物实景的拍摄等手段，全景式地再现了新四军的成长过程和在抗日战争、中国革命中的丰功伟绩，该剧在新四军组建65周年之际和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摄制完成。2002年10月20日起，在中央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后，受到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的高度评价，为档案部门如何利用档案进行社会宣传、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探索出一条成功的新路子。

　　对人民群众进行近代史现代史、基本国情和民族精神教育，这是各级档案部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在党的开放历史档案的方针指引下，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以近代史现代史中有重要意义的重大事件为题，编辑出版、公布了数量众多的档案资料汇编、选编和专题史料，不但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权威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生动的中国历史和基本国情、民族精神的教育。中央档案馆编辑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公开本计18册约800万字。另外，还与20多个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合编《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共约300余卷，近5000万字，还参与编辑《遵义会议文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乾隆朝上谕档》、《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与厦门大学合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史料汇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直皖战争》、《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参与）。以上这些大型多卷集的高水平的历史档案编研成果，都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

　　省、市档案馆编辑出版档案史料亦相当可观。仅以辽宁省档案馆为例，他们编辑出版了《奉系军阀档案史料选编》12册，2000万字；《张学良秘档》6册、200万字；《明代档案》13册、近1000万字；《满铁与卢沟桥事变》150万字。除书籍形式外，中央档案馆、一史馆、二史馆、北京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还编辑出版了以公布档案文献、研究档案内容为主的刊物，如《党的文献》、《历史档案》、《民国档案》、《北京档案史料》、《档案与史学》等，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场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各级档案部门紧紧围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汇编史料、举办陈列展览、拍摄专题片，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央档案馆与吉林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史料选编》已出版13卷680万字，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还分别出版了照片图片档案文献汇集《南京大屠杀图证》、《历史的回眸——日军侵华罪行与审判战犯》和《江苏抗战》。辽宁省档案馆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罪证档案新辑》800万字，《满铁与侵华日军》21册约400万字。辽宁省档案馆1999年还举办《馆藏日本侵略东北罪证展览》，展览以233件档案文件和138张照片揭露了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对东北人民所犯的罪行。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辽宁日报》等20多家新闻单位对展览进行了采访。

　　3、陈列展览的形象资料

　　举办陈列展览是创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无论是档案部门，还是社会上宣传文化部门举办的陈列展览，其内容和素材都来自于档案资料，特别是照片档案。由于照片档案更为直观生动，所以，陈列展览较之书刊等文字出版物，更具有大众性，它富教育于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中，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国家级档案馆举办或参办的陈列展览如前述。在此主要对省、市级档案部门举办陈列展览情况进行综述。上海市档案馆80年代中期即开始举办展览，仅“八五”期间就主办或联办了9个展览。自1991年新馆开馆后，从每年举办一次逐渐发展到几乎每年都有两、三个大型展览在馆内外展开。其中1994年为纪念上海开埠150周年举办的《旧上海掠影》及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由上海市档案馆为主承办的《抗日战争与上海》大型图片史料展尤为成功。后者展出25天，观众达8万，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前来参观，上海新闻媒体予以报道。

　　北京市区县档案馆仅1995年到1999年，就举办了档案展览118个。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有些展览还“走出去”，到政府机关、市人代会和政协会议的会场，以及大学校园进行巡回展出，得到了市领导、人代会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称赞，受到广大机关、干部、市民和师生的欢迎。

　　据江苏省部分省辖市的不完全统计，1998年以来，共举办陈列展览20多个，展览紧扣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而且体现了浓厚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1998年—2002年，南京市档案馆与有关部门合办了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大型文献图片展《光辉的历程》、《虎踞龙盘今胜昔——纪念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50周年》图片史料展、《艰苦的探索，辉煌的历程——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英勇奋斗，开创辉煌——南京党建80年》大型文献史料图片展、《加快发展，走向世界——南京对外开放和交流展》，还和15个县、区档案馆联手举办了《中共南京革命斗争遗址展》。淮安市档案馆1995年举办了《八五成就展》，2002年，又筹办了市情综合陈列展览——《一代伟人周恩来的故乡——淮安》。县级常熟市档案馆近几年先后举办了《政府为民办实事16年成果展》、《常熟籍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档案展》、《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常熟革命与建设回顾展》。所有这些陈列展览，都充分利用、挖掘馆藏档案信息资源，根据陈列展览不同主题的需要，进行了精心的内容编排和设计制作，使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达到高度的统一。每次陈列展览都吸引成千上万人次观众参观。人们称陈列展览是“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画卷，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现在，许多企事业单位为了加强对职工、师生进行厂史、校史教育，都设立了厂史、校史陈列室、荣誉室，或不定期举办一些专题陈列展览。而这些陈列展览，大多由单位档案室负责筹办，或主要由档案室提供素材。

　　档案部门不仅利用馆藏档案资料自己举办陈列展览，而且还为社会上宣传文化或其它部门举办陈列展览提供素材。江苏省无锡市市委宣传部、文化局、档案局联合筹办《世纪回眸看无锡——庆祝无锡解放五十周年历史照片展览》，展览需反映无锡旧貌的历史照片，经多处查找无果。后慕名来到市档案馆。接待人员提供了馆内珍藏一个世纪以来的各类老照片。经专家精心选出85幅用于此次展览，终于解决了“无米之炊”的困难。

　　二、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的作用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方针。这是全面落实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重要决策，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也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然之路。所以，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将科教兴国确定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之一，提出“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档案工作是各项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1、攀登科学高峰的得力助手

　　探索未知，是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探索未知的前提是掌握已知。科学研究都是在掌握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取得新的认识成果的。江苏省档案局、档案学会主办的《档案与建设》，从1994年起，设置了“名家访谈”专栏，先后组织和刊发了31位院士的访谈文章。31位院士虽然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和科研经历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其几十年的科研实践中都悟出一个共同的道理：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而创新就是对前人成就及经验的继承和突破。这就离不开查阅利用档案资料。

　　我国凝聚态物理学学术带头人冯瑞院士谈他的治学心得时说：搞科研的不一定很懂档案工作，但却一定要善于收集、整理档案资料，这是做学问的一项基本功。他说，做学问，凭空是不能取得成果的，总是在前人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获得的。而前人的成果与经验，有许多是以档案资料的形式存在的。你要着手一个课题，就要先了解这个课题的历史进展情况，有没有人做过，做到什么程度。而要了解这些，首先就要学会查阅、利用档案资料。从这点来说，科研工作的第一步，往往是从收集档案资料开始的。在科研工作中，还需要不断地积累、整理自己形成的档案资料。科学研究的创新，是在积累基础上的创新，没有积累，就没有新的突破。从这个角度看，档案资料工作确实很重要，吸取前人的经验，包括挫折教训，总结积累自己的经验，都离不开档案。

　　档案和科研、科学家似乎有着难舍难分不解的缘份。植物学家、生物学家、土壤学家、地质学家的标本化石，建筑学家、工程学家的各种建筑工程设计图纸，都是自然界天然形成的原始档案，是科研实践的真实记录。古植物学家李星学院士深有感触地说：“研究古生物，实际上就是研究大自然给人类留下的档案。”地质古生物学家盛金章院士将标本采集、管理工作与档案工作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我们到野外考察、勘探，对采集到的标本总是及时分类编写，加上文字说明或卡片记录，这样就形成了初步整理的档案。一个地区采集的标本，集中管理，这就为地层建立了一份具体直观的原始档案。地层古生物学家顾知微院士深有体会地说：“我搞了几十年地质工作，也与档案打了几十年交道，当然，我讲的档案，主要是指我们古地层研究中采集、整理、归档的数以万计的化石标本。”王明庥院士告诉我们，在他几十年的林木遗传育种研究中，收集和形成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比如实验室的实验记录、田间试验的记录；开题报告、总结报告；技术鉴定书、有关的文件；撰写的论文，以及有关的各种数据资料；成果鉴定、报奖的报告书等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院士们既是档案的形成者，也是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研究者。他们对各种不同意义的档案的收集、保管、利用，不但成为他们的主要科研实践，而且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至关重要。

　　正因为如此，这些院士们在总结自己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时，都自觉地和档案联系起来。我国农业区划研究的首倡者和主持者、经济地理学家周立三院士深有体会地说：我这一辈子要说有什么成就，就是走的地方多，在野外考察中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你掌握了充分的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你的研究就有说服力了，我主持编写的《中国农业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查阅了本单位的大量档案资料，而且专门去档案馆查找了这方面的材料。著名地质学家徐志勤院士说：“地质档案是我的第二生命，也是我60多年野外作业的结晶。我在地质界有所成就，和这些积累分不开。这是我用生命换来的无价之宝。”中科院院士戎嘉余研究员深有感慨地说：我所取得的点滴成绩，与化石标本档案的发掘是密不可分的。

　　2、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媒介

　　科技工作，就是要面向经济建设，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就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充分尊重科技成果的价值，实行科技成果的有偿转让，使之商品化。通过科技市场将科技成果的研究者和应用者连结起来，从而促进和加速这种转化。

　　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途径就是将科技成果直接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实践，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在这一应用过程中，就离不开科技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安徽农业大学宛志沪教授将科技成果——西洋参的引种——“嫁接”到金寨县，就是基于对金寨县等皖西大别山区的地域、海拔、温湿度、日照、降雨和土壤等科技档案信息进行详细占有和具体分析的基础之上，进而对国内外的科技档案信息和科技情报进行检索、分析后，运用生态相似型的引种原理，将西洋参原产地（北美温带海洋性气候条件下）和拟引种地——皖西大别山区（属亚热带气候）进行对比研究，使得西洋参能引种到貌似不适宜的皖西大别山区。将金寨县等皖西高寒山区的冷湿气候的劣势一下子转化为发展西洋参种植的优势。于是《西洋参、人参引种试验》于1985年应运开题，经过3年的观测试验研究于1988年通过专家鉴定，1989年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为了将该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安徽省“七五”攻关项目——《皖西山区西洋参稳产优质栽培技术及成品加工的研究》于1988年开题，经过6年的研究，1995年通过专家鉴定，1996年该成果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安徽农业大学科技档案人员不仅及时、积极地提供科技档案材料为西洋参的引种研究服务，同时还主动参与该课题的开发、推广的宣传工作。综合档案室为配合编写出版《安徽农业大学画册》，专门派人与摄影师一道深入大别山的金寨县——宛教授西洋参引种地实地拍摄科研工作照片，并经过加工编辑进该画册。这一画册不仅成为国内进行校际间交流的宣传材料，而且还飘洋过海登上了外国高等学府的殿堂。画册的出版提高了宛教授课题的知名度，使更多的人了解该课题的价值，使该课题显示出广阔的开发推广前景。截止1997年，金寨县等皖西山区西洋参已发展面积近10万平方米（约300亩），收获干参5000公斤，累计取得经济效益近600万元，一大批参农走上了脱贫致富道路。

　　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间接途径，是通过科技档案进入信息交易市场，从而实现成果的有偿转让，再应用于生产实践。科技成果的产生者主要集中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大中型企业。在科技成果商品化的过程中，转让科技成果的档案部门要做如下一些工作：一是要在有关科技人员配合下，根据转让科技成果档案编制评介材料，恰到好处地介绍成果的性能和作用，达到宣传、推销的目的。二是按照规定范围提交科技成果档案的复制件。复制之前，要按照技术市场的要求，重新整理和编目。引进科技成果的单位，其档案部门也有许多工作要做：一要参加验收引进科技成果，主要是检查其档案是否完整。二要协同科技部门尽快将引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科技档案信息作为商品进入信息市场，参与流通，满足了社会对科技信息的渴求。1993年福建档案局下属单位福建经济技术档案信息中心在全国率先创立了集信息收集、分析、加工、传递、查询、中介、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信息开发系统——万有信息开发系统，在省内初步形成了具有网络化功能的档案信息市场和服务体系。1993年，四川省技术交易市场技术交易额达18.8亿元，其成交的实体绝大部分是科技档案的复制品科技信息资料。1994年，江苏省技术交易市场以及安徽省合肥科技大市场等陆续开业，这些技术市场绝大部分是以科技档案复制件作为实体交易的。

　　3、科教工作的重要参考

　　科教兴国，必须先兴科教。要发展科教事业，就要认真总结科教工作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档案。

　　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是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1912年改为现名。1998年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档案在百年校庆筹备工作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为了迎接校庆，档案馆从1996年下半年就进入了非常紧张、繁忙的工作状态。第一阶段主要接待《北京大学史料汇编》、《北京大学百年大事记》、《名人与北大》等书的编撰人员，他们每天到档案馆“上班”，大量查阅档案。这种情况持续近一年之久。此时又正值校园内多项大型建筑工程开工，校内所有古建筑都要修缮、重新粉刷，北京大学新图书馆、北京大学校史馆等新建筑也在建设中，所以，对基建档案的利用也十分频繁。

　　之后，借阅工作进入了以利用照片为主的阶段。百年校史展览、校庆纪念画册、纪念光盘、纪念邮票的作者及杂志社、电视台、报社等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纷纷拥入档案馆，大量查阅反映北大百年历史的老照片及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硕果累累的新照片。校内各系、所为了筹备校庆、系庆，举办展览、出专刊也利用了大量照片。阅览室内一边在扫描照片，制作光盘，一边在摄制录像带。有时两家电视台同时来查阅、摄制照片。档案调卷率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的2—3倍。仅1997年就有2099人次利用档案9211卷次，共提供照片及照片扫描件达4000多张次。校史展览组的一位老师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没有档案馆保存这么多宝贵的档案，举办百年校史展览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社会长期发展中，历史造就和形成了一批老校、名校。如何以史为镜，让师生继承和发扬学校的优良传统，如何以校史为教材，让师生们知校知国、爱校爱国、兴校兴国，是这些学校领导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上海市澄衷中学是一所有百年历史的老学校，一向以严谨办学闻名沪上。如果能把澄衷一百年历史中的精华编写成教材，就能够让师生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学校，从而产生无比的激励力量。好在澄衷中学档案室保存着澄衷一百年以来的档案资料，为编写校史提供了丰富、翔实又极有价值的史料。

　　于是参加校史编写的教师纷纷涌入学校档案室。翻开历史的画卷，澄衷百年辉煌的历史一下子呈现在大家眼前。这里完整地保存着澄衷前四十年的大事记，这里完整地保存着四十年以后的校长工作日志，这里有百年来历届的毕业生名单和在澄衷工作过的教师名册，这里还可以看到澄衷创办之初各学科的教学大纲和澄衷蒙学堂的建筑设计图和校园平面图。可以说凡是在澄衷学习过的学生、凡是在澄衷工作过的教工，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足迹；凡是澄衷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凡是澄衷历史上举行过的重大活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记录。

于是一篇篇介绍澄衷校史的文章见诸笔端。其中有介绍学校创始人的《诚朴的叶公澄衷》；有介绍学校第一任代理总理（校长）蔡元培的《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有介绍著名学者胡适在澄衷学习生活的《“胡适”在这里诞生》；还介绍了在澄衷学习过的三位烈士——林炯、史霄雯、何友琼；介绍了澄衷名师王怀琪、倪征日奥、丰子恺、钱君匋、陈虞孙；介绍了澄衷以之为荣的校友，著名学者竺可桢、著名作家秦瘦鸥、著名实业家李达三……于是，继一百年前《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后的又一本校史教材《百年澄衷拾英》应运而生。本书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作为每一个澄衷人的必读教材，它对全校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爱校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然而如果没有档案室，没有这么多保存得如此完整的档案，那么也就不会有这本《澄衷百年拾英》。

　　以真实记载历史为特征的档案，可以为百年校庆、编写校史服务，同时也可以为学校加强教学管理服务。南京大学档案馆为学校通过“211”工程部门预审、研究生院工作评估、硕士博士导师的审报和评奖、学校重点学科评估及重点实验室验收和评估提供了大量档案资料，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如1994年11月国家教委组织对该校申请进入“211”工程部门预审，南京大学档案馆提供了大量档案材料，并举办了“社科成果展”，对学校顺利通过预审起了很大作用。南京大学档案馆还在校领导重视和人事处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建立了教师业务档案。微观上记载每个教师学术水平的业务档案，从宏观上反映了一个学校整体学术水平、学术成果和教学科研能力。它成为学科评估和评奖、领导决策和选拔人才的最好依据，它是教师评定职称的原始凭证，也是广大师生学术参考的信息源和知识库，是高校能流传百世的宝贵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同样，档案也是做好科技工作，贯彻“科技兴市”战略的“好帮手”。江苏省吴县市档案局积极贯彻“科教兴市”的战略，依托原有的档案工作基础，于1995年初成立了东吴信息中心，通过先进的计算机联网技术，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信息中心电子网主要有四大功能：信息服务，每天提供政策法规、财政金融、经贸合作等19大类50万汉字的信息；信息发布，可通过计算机向全国发布本地区、本单位各类信息；信息咨询，提供吴县工业产品、引进设备、干部任免、统计资料及全国旅游资源等数据库为用户查询；经济管理，开展了“吴县市乡镇企业经济管理系统”软件，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金坛市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故乡。该市充分运用华罗庚教授的档案资料，组织专门研究，举办展览，形象生动地对青少年进行“崇尚科学、尊重知识”的社会教育。1992年8月又充分利用名人效应建立了华罗庚科技城，连续举办了3届华罗庚家乡科技成果交易会，并与200多所大专院校建立了协作关系，为实施科教兴市新战略，促进经济、科技的腾飞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鉴于科技教育在此分报告的第二部分已有专门论述，本部分所指的文化主要包括文学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社会科学领域。档案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要事业。无数事实表明，作为文化建设有机组成部分的档案事业，不但其本身的发展是体现文化建设水平的显著标志，而且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还对整个文化建设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1、编史修志的可靠资料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形成了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经历了“文革”十年社会动乱后的恢复发展，在进入国泰民安的大好形势下，全国各行各业掀起了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高潮，从而也为各级档案部门迎来了提供利用繁忙、门庭若市的辉煌时期，迎来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新机遇。

史志工作者称档案为编史之根据，修志之源本。编史修志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以记录真史、信史为宗旨。可信的史料除了一部分来自于知情人提供的口述或书面回忆、笔记等材料外，绝大部分来源于各级各类档案馆馆藏的大量文献资料。比较而言，前者提供的史料，虽然也十分珍贵重要，有一定的存史价值，但这些资料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档案文献，是当时的原始记录，一般比较客观、真实，这是编史修志的首选史料。

所以修志工作的第一步，都是全面深入地调查与本志有关的档案资料线索，然后就是到档案馆进一步挖掘（摘抄、复印）有关档案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八五”期间，江苏省档案馆接待4700多个编史修志单位，提供档案资料124750多卷次，摘录、抄写、复印档案资料10多万张（详见下表），保证了有关专业志的顺利编写和早日出版，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江苏省档案“八五”期间接待利用情况统计表

　　据湖北省宜昌地区档案馆1984年至1987年7月的统计，利用档案资料为编史修志服务，共接待查档人员3732人次，提供档案资料28878卷（册）。为利用者先后编印出版的《宜昌地区地名志》、《宜昌地区简志》、《宜昌地区经济开发简史》、《宜昌地区组织史》、《宜昌地区电力志》、《宜昌市邮政志》、《宜昌市税务志》等史志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

　　各县（市）级档案馆也为编修志书提供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以湖北省远安县档案馆为例，自1987年至1996年，该馆共接待编史修志查档人员2712人次，提供档案资料10507卷（册），为远安县志组织史及林业、交通、劳动等36个单位的分志，提供了近千万字的翔实材料，先后出版各种专业志49册。

　　江苏省淮阴市1995年出版的三卷本、450万字的《淮阴市志》，是在市志办收集的一亿字以上资料的基础上编纂成功的。而这些资料的80%以上来自于淮阴市档案馆。在《淮阴市志》的“后记”里，市志办列举的“给修志工作以很大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的十几个单位中，市档案馆位居其首。

　　淮阴市委、市政府1999年为迎接建国50周年，责成市志办编辑出版《淮阴五十年史》。春节后一上班，市志办全体成员即到市档案馆上班，大批量地调阅、复印相关全宗档案，为编史收集资料，共调档7224卷次，复印复制7441页有价值的文字资料和图片。由于档案部门大力支持和配合，终于使70万字的《淮阴五十年史》赶在9月份，以较高的质量问世。此书2000年荣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对此，市政协副主席、市志办主任、编审荀德麟深有体会地说：“档案馆是地方志的取材之源。没有市档案馆的数万卷档案作依据，没有市档案馆的热情周到的服务，我们要完成编史修志的任务，就比登天下海还难。”

　　为了更好地为编史修志服务，各级档案馆还积极开展编研工作，编辑各种专题资料和出版多种专题汇编或选编，系统地、集中地提供经过加工的档案资料。陕西省宝鸡市档案馆主动辑录、编写专题资料，给编史修志提供了方便。他们辑录了地、市直属单位的成立、撤并、领导关系变更；各县（区）的正副书记、县长任免；宝鸡市及各县的解放时间等专题资料十三册，已编成了《西府出击》、《扶眉战役》、《宝鸡地、市历届党代会简介》、《1926—1949年西府及各县党组织的概况》、《宝鸡地区1949—1980年党群机关组织机构沿革》、《1949—1956年地、市、县（区）行政区划调整》、《市委历次全委会简介》、《1949—1968年宝鸡大事记》等七种专题资料初稿。

　　江苏省淮阴市档案馆不但为编史修志提供档案资料，而且抽调人力，参与编史修志。1986年，全局馆人员齐上阵，用一个多月的时间，突击编辑了《中共淮阴地委、市委组织史资料汇编》（上、下册），为编纂市组织史提供了系统的权威性资料。另外，还和市党史办合编了《中共淮阴、宿迁地方史大事记》、《中国共产党淮阴市建设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淮阴市建设史》是全省第一部地方党建史，系统总结了一个地区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

　　编史修志实践证明，档案资料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河北省交通厅航运史志编委会在编写航运史志过程中，感到最困难的是近代史料十分缺乏，致使编写计划面临落空的困境。在此情况下，他们来到天津市档案馆，经过两个多月，查阅了1500多卷有关历史档案资料，基本上弄清了从1914年至1949年河北省航运事业兴起、发展的历史，使面临夭折的编志计划又得以顺利进行。

　　在编史修志过程中，解决一些关键疑难问题，主要靠档案。天津市汉沽区在编写地方志过程中，由于缺乏可靠的资料依据，对于汉沽最早制盐滩晒时间，盐滩私有制出现时间以及盐场买卖中的货币等情况，一时无从考证，使编志工作受阻。汉沽区档案馆了解到此情况后，积极主动地提供了刚刚整理、修复好的清代滩契档案资料，确凿无误地证实汉沽制盐滩晒时间最早出现于康熙年间，在顺治13年（1656年）产生了盐业私有制，盐场买卖是以芦根作为流通货币。从而保证了编志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还使汉沽盐场历史上允许买卖的时间向前推进了300年。

　　天津市邮政局在编写天津邮政史志工作中，首先遇到了历史资料缺乏的问题，给编志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天津是我国邮政发源地，是海关试办邮政的中心。市邮政史志编写组用了3年多的时间，在市档案馆查阅了1860年至1949年约90年的历史档案上万卷次，从中发现了许多翔实、珍贵的历史资料，如在天津建立大清邮政官局，设立直隶邮务管理局的时间、地点，直隶邮界图、内地开辟邮路图，增设分局、代办局的情况，主管天津邮政的各届洋人、总办、邮务长名单，直隶邮区邮政业务发展情况，英、德、法、日、俄各国在津开办邮政的情况等等。这些资料，大大丰富了邮政史志的内容，填补了历史资料的空白，并考证和纠正了许多以往认识上的误差。

　　2、学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严谨性和科学性是学术研究的主要特征。它要通过对翔实丰富的材料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从而得出令人信服合乎实际的结论。学术研究所收集的材料来自各个方面，但最具真实性、客观性、权威性的材料是档案。中国历史学会会长、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闭幕式上的演讲》中指出：“档案是当事人亲身经历的直接记录，而非事后的回忆或听来的传闻；是在事情处理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人为加工编造的。因此，它避免了记忆的模糊、传闻的错误或主观的臆想，具有可靠性和权威性，是原原本本的历史记录，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是帮助史学工作者再现历史的最好工具。”他在演讲中还说：“无论是中国过去的史学家还是当代的史学家都把档案看作史学研究中的最重要史料，看作历史学科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可以说，离开档案，就不可能进行严肃的深入的历史研究。”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也深有体会。他说：“党的文献工作一点也离不开党的档案，离了档案，文献工作就成了无米之炊。所以说，文献工作和档案工作是密不可分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成果，包含着中央档案馆和其他有关单位档案部门的同志们的一份心血和劳动，尤其是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他们功不可没。”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则说“档案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要从事编辑党的领导人的著作，研究他们的生平和思想，编辑和研究党的历史文献和当代文献。在研究老一辈革命家生平和思想方面，近些年编写和出版了《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传》（1893—1949）、《毛泽东传》（1893—1976）、《周恩来年谱》（1898—1949）、《周恩来传》（一、二、三、四）。我们仅从这些学术研究成果来看，都和利用档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毛泽东年谱》“出版说明”中，“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大量使用和发表档案材料”作为这部年谱的主要编撰方针。在其“后记”中则写明：“中央档案馆提供本书使用的档案材料。”并邀请中央档案馆齐得平、曹雁行、殷子贤等专家参加该书的审读。在《毛泽东传》（1893—1949）“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本书的主要依据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同志建国前的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和他所参加会议的大量记录”。在《毛泽东传》（1949—1976）“后记”中也写道：“本书主要依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建国后的文稿，讲话和谈话记录；中共中央文件和有关的会议记录。”由此可知，毛泽东传记是在利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档案的基础上编撰和出版的。

同样，编写周恩来传记也是参考、利用了大量有关周恩来同志的档案。《周恩来年谱》 “后记”写明了档案部门和原始档案在编写中的重要作用：“本书采用了周恩来的日记、自述、学生时期的作文；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常委会会议记录；中共长江局、南方局会议记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务会议记录，国共谈判记录；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往来电报；周恩来的报告、手稿、信件等原始档案……中央档案馆给予了大力协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提供了材料。”《周恩来传》“后记”写道：“本书的主要资料依据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周恩来同志数万件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和大量会议记录，还有原由邓颖超同志保存的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日记、作文和书信等。”

　　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程中原在《档案是人物传记创作的基石——写作〈张闻天传〉的体会》（载1996年3月11、14日《中国档案报》）一文的开头即写道：“有朋友问我，你写《张闻天传》，前后花了12年，有什么体会？我说，最深的体会之一是写人物传记离不开档案，离不开对档案的研究和利用。把《张闻天传》写成一部史料翔实、评价公允的信史，是领导的要求也是我追求的目标，在为此而努力的过程中，档案所起的作用真是太大太多了。”结合写作《张闻天传》，程中原同志在文章中将档案的作用概括为五个方面：档案确证人物的历史地位；运用档案反映人物多方面的建树；档案展现了人物思想发展的轨迹；档案有助于正确评价人物关系；档案的发掘、使用使传记解决了党史上的一些问题。在文章最后，他再次强调了档案的作用：“档案确实是人物传记创作的基石。没有大量的档案、资料作基础，没有对档案的研究和利用，人物就不可能写得真实客观，血肉丰满，更谈不上通过人物来反映时代，透视历史……借此机会，我要向一切帮助于我、支持过我的档案工作者，向所有默默无闻地在档案战线上工作的同志，表示一个普通研究人员的敬意和谢忱。”

　　档案是历史研究的宝库。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分别是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明清历史、民国历史的宝库。三个国家级档案馆对学术研究的价值是有口皆碑的。我们一些地方档案馆，由于收藏了有重要价值的特色档案，也在学术研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南通市档案馆保管的近万卷张謇与大生企业档案是研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近几年来，南通市档案馆积极开展张謇与大生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为编史修志与史学研究提供了5000多卷次档案资料，为英国、美国、日本的史学研究博士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提供大生档案300多卷次，取得了难以估量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收藏天津商会档案的天津市档案馆，也吸引了众多的中外专家和学者。日本上智大学教授顾林，为研究中国直隶土布发展历史，查阅利用了天津商会档案材料，同时拍摄了高阳土布布样照片八帧，作为撰写《中国高阳土布研究》一书的宝贵史料。美国耶鲁大学高级博士进修生罗芙芸（Ruth·Rogaski）女士，从1992年10月至1994年1月，在天津市档案馆查阅档案，从事研究和撰写论文的工作。回美国后，她来函说：“我在档案馆中找到的资料对我的研究非常有用，实际上这些资料在我的论文中将构成其中若干章节的主要基础”。

　　3、文艺创作的丰富源泉

　　档案以其原始性和内容丰富的优点，又可成为文艺创作的取材之源，特别是历史题材的作品。毫无疑问，作家的创作主要靠自己的生活积累和感受。但由于受时空的限制，一些作家并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并没有亲历过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却要在作品中表现它，这就要借助于原始的第一手材料——档案。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了解生活不仅要求文艺创作者亲自深入社会实践，还包括要系统地研究创作对象的历史与社会活动。档案作为最真实、客观的文字材料，已经成为文艺创作者了解创作对象或生活原型的重要素材。

　　安徽省文联名誉主席、著名作家鲁彦周创作的电影《天云山传奇》获得了金鸡奖、百花奖等多项大奖，《廖仲恺》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他说：“作家的创作是各式各样的，写历史题材的作家越来越多，这就需要利用档案。”他1959年写剧本《风雪大别山》时，曾到安徽省档案馆查过档案。20世纪30年代鄂豫皖边区党委书记郑位三写的呈报中央的红二十八军的总结报告，使他对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环境有了客观全面的了解。60年代初，他写作反映大别山革命斗争纪实性长篇小说，又一次到安徽省档案馆查阅档案。1981年，他写作电影剧本《廖仲恺》也查阅了手稿、日记、会议记录等原始档案。他说，一些重大事件，象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前后、廖仲恺逝世追悼会、香港工人大罢工等情况，你要光靠当事人去回忆就不行，活着的人很少了。廖承志那时还健在，他父亲死时，他还小，也讲不出多少事件来。他姐姐廖梦醒倒讲了一些，但还要查资料，靠档案来印证。

　　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的《秋菊打官司》几乎无人不晓。可这部引起轰动效应的电影就是根据青年作家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改编的。陈源斌1982年发表的中篇《归宿》，反映的是两个人从年轻到死亡，从解放前参加革命斗争到解放后的人生旅程，时间跨度大。对于解放前的复杂斗争，他缺乏实际体验，能写得有情有节，生动感人，那是从大量档案资料（包括口碑材料）中撷取的。养育他的那方热土安徽省天长县是当年新四军的根据地，抗日方面的档案资料比较多，后来他在小说写作中经常用到。他1993年在《莽原》杂志上发表的《北撤河东》，写的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合作破裂，新四军北撤的一段故事。当年新四军的情况他并不熟悉，也是从当地的革命历史档案中得来的。这篇小说很有影响，被《小说月报》转载，获得首届莽原奖。可以说，他在创作中与档案结下了不解之缘。

　　利用档案创作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精品，更真实、生动，更有权威性。因为档案本身是历史的第一手记录，是历史最直接的见证。著名作家王朝柱近年来创作了《长征》、《延安颂》等电视剧剧本，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后，都产生了广泛良好的社会影响。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要遵循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统一的原则。要做到高于生活、艺术真实，就要在不违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虚构。而最能体现历史真实的，就是关于历史的原始记录档案。

　　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一般历史题材的作品都离不开利用档案，因此，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这方面的提供利用，已成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为文化建设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著名作家姚雪垠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著名作家二月河创作的历史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以及戏曲《杨乃武与小白菜》、电影《宋景诗》等都利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明清档案。

著名作家周而复为创作《南京沦陷》一书，曾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史料。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电视台、电影制片厂也接踵走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利用档案和照片拍摄历史纪实片，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性和感染力。近年来，二史馆先后接待了中央电视台《解放》、《重访长征路》、《共产党宣言》；上海东方电视台《长征——世纪的丰碑》；江苏电视台《铁的新四军》；北京电视台《巾帼英雄》；南京电视台《南京大屠杀》、《无名英雄》等剧组以及《新中国》、《大战宁沪杭》等10多家制片、剧组的来馆查档采访拍摄，极大地发挥了馆藏档案的社会效益。

   　　　　                                （执笔人：周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