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7日，胡锦涛同志在会见全国档案工作暨表彰先进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要求全国各级档案部门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进一步做好档案工作，努力采用现代化手段，不断改善服务质量，把档案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此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同志和国家档案局局长毛福民同志，在全国性档案工作会议上，也多次反复强调，档案工作一定要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自觉地把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放在最根本、最突出的位置上。”

　　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这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一个极其重要的服务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宽广的外延，它除了工农业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外，还包括领导决策、外交主权、党的建设以及抗御特大自然灾害和处理一些关系全局的突发事件等。

　　一、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在为各级领导决策服务中的作用

　　现代科学决策，实际上是知识、信息、战略思考的统一。我们的各级党委、政府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改革开放各项政策，处理和解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项重要工作时都需要系统准确的档案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这包括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中央和上级的方针政策、外国或外地的成功经验以及基层的实践成果等。

　　我们各级党委和政府是一个地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挥部。而各级领导则处于指挥中枢的地位，他们所处理和需作出决策的都是一些关系全局性的重要问题和重大事项，将对一个地区以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他们的决策是否科学，关系非常重大。而要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就需要多方面条件的保证，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档案信息保障。决策科学性的高低，与决策所参考和依据的信息资料的质量和完整性成正比，信息质量越高，越真实可靠，越充分完整，决策的基础就越坚实，决策的科学化程度就越高。

　　1、科学决策的信息保障

　　人们对问题的判断和作出决定的能力，是以它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为基础的。而这种认识主要来自于对过去的实践活动的分析、总结。凡是经过实践证明的真理，往往是前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的归纳和总结，这往往在反映该项社会实践活动过程和结果的档案中体现出来。因此在科学决策付诸实施之前，档案可以为决策提供借鉴参考。

　　各行各业都要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档案工作更应如此。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是同级党委、政府直属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为各级领导决策服务，当好领导的“信息参谋”。我们的各级档案馆收藏着极其丰富的档案资料，包含着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从档案的形成及其性质来看，档案往往是各部门对某一具体社会实践活动的直接记载，它往往较为全面地、正确地、客观地反映了某项社会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及活动结果，其可靠性、完整性、系统性都优于一般的文献，因此档案作为信息的一种形式，可以作为领导决策时的依据。所以，及时了解领导机关不同时期的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及时掌握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和趋势，使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一些重要工作和重大活动，对馆藏档案信息资源进行研究、加工和提炼，从中提供有借鉴价值和规律性的东西供领导决策时参考，就成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各级档案部门紧紧围绕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通过及时地提供根据档案编写的专题资料，比较全面系统地为领导决策服务，从而充分发挥档案的作用和价值。1993年初，甘肃省档案馆获得20世纪50年代后期水利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引洮工程即将重新上马信息后，闻风而动，立即列入编研计划，编纂研究有关引洮工程的档案材料，为省领导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经过紧张的工作，在对有关引洮工程两个全宗1000余卷档案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2.5万字的《甘肃省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历史概况简介》，分送给省和有关部门领导。主管农业的副省长路明看后极为重视，并向省委书记顾金池、省长闫海旺推荐。他在编研材料上写道：“顾书记、闫省长：这是一篇很好的材料，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我支持引洮工程，但一定要坚持科学态度，坚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现在把前期工作做深做细，待时机成熟再上马，既上就要坚持胜利。”引洮工程在甘肃省影响巨大，由于当时工程违背客观规律，缺乏科学态度，动工三年后被迫停工、下马。时隔30多年后，这一工程又要重新上马，当然需要吸取以前的教训。甘肃省档案馆在此关键时刻，挖掘馆藏档案信息，通过编写《工程历史概况简介》，向省委、省政府领导提供历史教训，直接为领导科学决策服务，因此，他们的做法受到省领导的称赞是理所当然的。

　　甘肃省的事例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我们的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虽然收藏的绝大部分是党政文书档案，但只要我们有着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善于开动脑筋，就一定能选好档案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结合点，就一定能使馆藏档案在经济建设中派上用场，发挥效益。因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馆藏档案是昨天历史的反映，它对今天的经济建设和其它各项工作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而这正是档案部门的独特优势所在。

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在紧急时刻“雪中送炭”，解领导和人民群众燃眉之急，使档案信息资源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定能受到领导的欢迎。2000年因干旱，天津市的供水量仅可供全市用水十几天，严重威胁老百姓的生活和农业生产。寻找新的水资源，成为市领导的当务之急和全市的头等大事。据此，天津市档案馆迅速组织人员从档案里查找线索，编写了一份解放以来三次引黄济津的材料，送到了市政府。市长迅速批示：“市档案局发挥自己的优势，急全市之所急，想方设法积极配合，值得表扬和学习。”

　　各级档案馆还依托丰富的馆藏，通过查找和提供某一方面和某条档案信息，为党和国家开展中心工作和处理重大事项服务。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为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思想先导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我们党重新确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基础。在全国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时，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在毛泽东对“九评”修改稿中，发现了毛泽东的手迹：“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最完整表述的档案材料。中央档案馆将此情况及时向中央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后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公布了这个发现，据此撰写的论文《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理论问题的论述》，被胡乔木同志推荐给《人民日报》，作为纪念毛泽东90周年诞辰的重要文章发表。毛泽东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最完整表述的手迹的发现和公布，为开展这场大讨论找到了最有权威性的依据，成为推动这场大讨论深入发展的巨大动力。

　　有时候，一条档案信息，往往能解决久拖不决的大问题。1987年11月，中央决定海南撤区建省。在此后的十几年中，由于多种因素影响，海南省尤其是五指山黎族苗族聚居地区的民族优惠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制约了海南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曾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最后一任州长的王学萍，深感历史责任重大，为了海南黎、苗族人民的利益，多年来不断四处奔走，争取民族优惠政策。但由于缺少足够的原始依据，未能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

　　2002年6月20日，王学萍在准备赴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前夕，打电话给海南省档案局局长孙晓西，希望能够找到当年撤州时中央关于加强海南少数民族地区优惠政策的文件材料。经过档案馆工作人员的紧张查找，及时将所需的档案材料找出复制，送到王学萍手中。在6月23日全国人大会议上，海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就此提出议案，王学萍依据档案文件，作了关于落实海南民族地区优惠政策的发言。由于有档案作凭证，有理有据，引起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委的重视，使拖延多年的海南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等优惠政策有望落实。

　　在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海南省领导们的积极争取下，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针对海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2600万元终于在2002年底落实了，海南黎、苗族人民每年可以得到几乎相当于一个贫困县全年财政收入的实际补贴，这项民族优惠政策为海南黎、苗族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有力的启动资金。

为领导决策服务要有针对性、讲究时效性。近些年来，许多国家综合档案馆编发《档案专题信息》、《档案信息摘报》、《档案信息参阅》、《报刊选编》等，以一种“短、平、快”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方式，迅速快捷地为领导提供所急需的信息，深受各级领导的欢迎。浙江省档案馆从1998年3月起，为配合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更好地为领导决策服务，编印了《档案信息参阅》，先后编印了有关历次党代会、机构改革、旱涝风灾、水利、金融、经济社会发展等专题档案信息，引起了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1999年4月8日，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在省档案局（馆）4月2日编印的《档案信息参阅》上批示：“省档案馆利用档案资料，编写此类档案信息，很有意义。”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以史为鉴，可以吸取其经验教训，将现在的事情做得更好。2001年2月，上海市档案局（馆）编辑的《档案信息摘报》，刊登了旧上海同业公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上海市档案馆珍藏的5万多卷同业公会档案中挖掘出来的。该馆还充分利用这部分档案，举办了《上海同业公会档案展览》。此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政府和企业真正分开后，作为联系政府和企业的行业协会，作用更加突出。这样，历史上上海同业公会的职能与运作情况引起当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极大的关注，包括市长在内的上海市政府及有关部门、企业的领导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展览，他们从展览和《档案信息摘报》中受到了深刻的启发。

济南市档案馆根据市委、市政府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利用网上档案目录，结合有关档案资料，及时编发一些专题档案信息，为领导提供决策依据。如他们编发的《济南黄河泺口站汛期洪峰情况及分析》一文，被市委办公厅直接呈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参考，市长谢玉堂批示“请市黄河河务局的同志们作为防汛的重要参考依据，加强防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南京市档案馆为了充分发挥馆藏100多种全国报刊资料的作用，为市委、市政府和市级机关各部门的当前工作服务，自1979年，决定编印《报刊选编》送给各级领导参考。这种《选编》每月平均两期，每期打印100份，分送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以及市级机关各单位、各区县领导同志参阅。每期“选编”的各个专题，一般由编者通过市委、市政府办公厅了解领导工作信息及从全国报刊上了解到的社会动向来确定。一般来说，选编的专题大多为各级领导所关心，有办法，有经验，大都受到领导的重视。1988年10月28日，市委副书记包生华同志在阅读《报刊选编》总第135期刊登的“发生在我市夜公园里的怪事”的报道后批示：“送园林局林局长阅，应研究加强公园夜间管理的措施”。1989年2月1日，市委副书记胡序建同志在阅读《报刊选编》总第141期上刊登的“南京民办科技公司的党、团、工会组织不落实”的报道后批示：“此事拖了数年至今没有解决实在太不应该！请市科委与市委组织部、市总工会、市团委协商后尽快拿出具体意见付诸实施。”

　　各级档案馆还通过定期编辑年鉴、大事记等参考资料，为各级领导提供现行的全面的综合信息。苏州市档案馆开全国档案部门编辑年鉴之先河，自1983年起，就开展《苏州年鉴》的编辑工作。不久，市辖6县（市）也着手编辑年鉴。《苏州年鉴》由全市各部门向编辑室提供各种原始文件、材料和本部门的“年鉴”稿件，由编辑室编辑。这种“年鉴”比较全面、系统、真实地记载了市委、市政府领导全市人民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大活动和全市各个系统、各个领域取得的新成就、新进展，为党政领导提供了丰富、可靠的信息资料，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好评。地方领导同志的评价是：“微型档案室”、“办公桌上的信息库”、“档案部门对地方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作出的特殊贡献”！

　　1991年，扬州市档案局、馆主要负责编纂的《扬州年鉴》公开出版发行，向海内外全面展示、介绍扬州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各方面情况。由于市领导高度重视，《扬州年鉴》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题名，一开始起点就比较高，成为扬州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大事记是各级档案部门广泛采用的一种编研形式，20世纪80年代，河北在全省各级档案部门普遍开展大事记的编写工作，深受各级领导机关的欢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江苏省各级档案部门也在此之后，普遍开展了大事记编写工作。淮安市档案馆自1987年开始，一直坚持按月编发《淮安市大事记》。市委常委等领导每期必看，从中及时了解上个月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改革开放等各方面情况。从1999年起，大事记还在市电视台图文信息栏内及时滚动播出，成为人民群众和领导同志及时了解全市情况的重要信息“媒介”。淮安市委书记丁解民从电视中看到2003年6、7月份大事记后，立即指示“由宣传部门牵头，水利部门配合编撰淮安抗洪斗争专题大事记”。现在，在江苏省绝大多数市、县档案馆都编发现行大事记，成为档案部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及时为各级领导决策服务的一个重要途径。

　　2、战胜自然灾害的重要参考

　　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自然灾害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发生，就会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损失。因此，当一些特大自然灾害例如洪涝、海难、矿井事故、地震等降临的时候，发生地的党委和政府就要全力以赴，带领人民群众，动用一切可能的措施和手段，同自然灾害作坚决的斗争。而各级领导在作出重要决定和重大决策时，就要对各方面的情况，不仅是现在的，而且还包括过去的历史的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领导的决策是否科学正确，是不是切实可行的最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握的信息是否全面、可靠。

　　1998年入汛以来，长江发生了20世纪最为严重的全流域特大洪水。湖北境内长江洪水来势之猛、持续时间之长、水位之高、形势之险恶，均为历史所罕见。当时，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温家宝副总理都先后赴湖北抗洪第一线察看灾情、指挥抗洪。湖北长江两岸的历史，治水的内容占了极其重要的篇幅。把历史上治理长江的基本情况和经验提供给后人参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湖北省档案局领导十分重视发挥档案资料在防汛抗洪中的重要作用，入汛之后，即组织编研处的同志用一个月的时间，编辑完成50万字的《湖北省1954年防汛抗洪档案选编》以及《1931年武汉及长江水灾的档案资料》，发往省委、省政府两个办公厅和省市防汛指挥部，沿江地市县党委、政府办公室和重要防汛地区的档案部门，及时为防汛抢险救灾提供有关数据资料，受到广泛好评。黄石市委常委、秘书长孙永平称赞说：“我们组织抗洪有很多材料，我只拿省档案馆编印的一本1954年防汛资料，对指导黄石防汛抗洪工作非常有用”。

　　抗洪斗争进入最关键阶段——荆江分洪。到底什么时候分洪，怎么分，一天深夜，中央档案馆接到中央急需1954年长江抗洪抢险时荆江分洪档案的通知后，立即组织人员连夜查找，及时向中央提供了荆江分洪的档案，为中央分洪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也在这一年特大洪汛期间，松花江哈尔滨江段的水位8月22日上午7时已达到120.87米，流量为17300立方米/秒。哈尔滨松花江南岸大堤处的道里区九站公园入口，一个日伪时期建造的泵站出现险情。泵房内地面渗水，泵房附属房墙体断裂并发生错位，周围部分地面塌陷，江水从地面涌出。这时，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制住这一管涌，势必造成泵房倒塌，江水倒灌，大堤溃崩，后果将不堪设想。此时哈尔滨面临着抗洪以来最大的险情。

　　抗洪抢险指挥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经专家们研究制定了上围下堵、打围堰的抢险方案。这一决策方案最为关键的是确定泵站排水方渠口中轴线的准确位置。这项紧急任务交给了哈尔滨市勘察测绘研究院，他们接到指挥部的命令后，一边组织测量突击队，奔赴泵站险情现场；一边要求档案人员以最快速度，先后提供1:500和1:1000地形图784幅，市区街图20套，为测量抢险定位提供准确详实的原始资料。测量突击队到达现场后，依据大量的有关泵站区域地形图等城市测绘档案材料，进行研究和分析，确定坐标和水准点，利用激光测距仪，快速准确地测出泵站水下方渠的位置。投入15000条沙袋后，泵站内的水流明显减少，通过潜水员8次下潜，证明测量的位置正确。紧接着，抗洪军民连续作战了三天三夜，将近12万条装满沙料的麻袋准确无误地投到了发生管涌险情的入口处。24日晚7时30分，险情终于彻底排除。

　　1998年，全国发生特大洪水，位于淮河入江水道重要险段的江苏省金湖县，形势非常严峻，专家预测这次洪水流量将达到或超过1954年淮河最大洪水流量。沿河堤段是否牢固，大小水闸是否经得住洪水的考验，全面掌握险情（包括历史上的情况），带领指挥全县人民抗洪排涝、战胜特大洪水，成为县领导的头等大事、当务之急。但此时县水利局却拿不出1954年以来淮河入江水道金湖段泄洪流量的具体数据，令县领导焦急万分。

在此紧急关头，闻讯即将发生特大洪水，出差在外匆匆赶回县城的县档案局（馆）长刘类芳，以档案人员特有的职业敏感和责任感，立即组织全局（馆）人员加班加点，从有关全宗档案中筛选出1954—1991年历年金湖县洪水的水位、流量、受损大堤的位置以及受灾的详细情况，汇编成《金湖县历年洪涝灾害实录》，赶在洪水来临之前，呈送到县领导和水利专家面前。县委书记李孔惠阅后当即批示：“迅速加印20份，送至有关部门领导人手一份。”当县水利局汤局长拿到这份文件汇编时，激动地对刘类芳局（馆）长说：“谢谢你们‘雪中送炭’，档案馆给我们解决的是天大的难题啊！”事实证明，这份《金湖县历年洪涝灾害实录》，不仅在当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日后一直是金湖县抗洪排涝、抵御自然灾害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抗洪排涝要借助档案资料掌握历史情况，以作出正确的决策。和其它自然灾害作斗争，也同样离不开档案资料，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1985年6月12日，位于湖北省秭归县境内的长江西陵峡新滩镇发生了一起3000余万立方米土石的大型滑破，古镇新滩被摧毁，三分之一的长江江面被堵塞，滑坡激起江浪高达30米，涌浪波及上下游江段30公里，中断航运12天。在这次不可抗拒的毁灭性自然灾害发生前，西陵峡岩崩调查工作处的科技人员查阅了秭归县档案馆保存的县志上的东汉永元十二年至明代嘉靖二十一年（公元一百年至一五四二年）有关该地岩崩的多次记载，以及有关的历史资料，掌握了灾害发生的规律性，加上调查中形成、积累起来的1000册观测记录和100万组观测数据，汇编了有45万字、200幅图片照片的资料，为分析、判断灾害险情提供了科学依据。调查工作处于1985年5月9日发出将要发生岩崩的预报，6月1日中共湖北省委据此作出了迅速组织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果断决策。6月11日险区居民全部安全撤离，6月10日、11日，调查工作处又发出临阵紧急预报，就在预报后11个小时——12日凌晨3点45分，山崩地裂的大滑坡终于爆发。由于调查工作处充分利用档案、资料，及时准确地发出预报，为省、地、县各级领导提供了进行决策的科学依据，滑区内457户、371人得以安全脱险，使灾害损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创造了国内外滑坡预报研究史上的一个奇迹。当地居民感激地说：“滑坡有险人无险，灾害无情人有情”。中央领导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省政府进行了表彰。

　　3、抗击非典的历史借鉴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严重危及全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党中央、国务院带领全国人民，一手抓防治非典型肺炎这件大事不放松，一手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在这场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全国各级档案部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是档案部门及时地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各级领导决策服务最成功的范例，是各级档案部门齐心协力共同上演的一出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精彩的话剧。为此，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致信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及《中国档案报》领导，充分赞扬和肯定档案部门卓有成效的工作。

　　2月，在广东发现非典疫情，并出现蔓延趋势后，广东省档案局馆领导清醒地意识到，要让广东人民了解广东历史上的大疫情，为今天战胜非典提供宝贵史料。于是，广东省档案局馆编辑出版了《抗非档案信息摘报》。

　　《抗非档案信息摘报》公布了广东1879年至1923年间发生的多起疫情的档案史料，这些珍贵史料的发布，使人们能够从历史的角度看待目前广东出现的这场非典，面对灾害性疫情能够更加冷静地进行思考。《摘报》送省、市领导同志，为领导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广东省档案局馆还牢记档案人的责任——真实地记录历史，为此，成立《广东人民抗击非典大事记》编辑组，把广东人民抗击非典斗争的过程，全景式地记录下来。《广东人民抗击非典大事记》，从2002年11月16日，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接诊的一例特殊的肺炎病人记起，以科学的、求实存真的原则，完整地记录了广东人民抗击非典斗争的过程。《广东人民抗击非典大事记》受到广东省领导的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省委常委、秘书长蔡东士，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钟阳胜先后看了这本《大事记》。《大事记》为广东文艺界宣传抗非英模提供了翔实的素材，为省委办公厅编写《大事记》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抗击非典的关键战役中，河北省档案馆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通过深入挖掘馆藏档案资料，总结分析本省历史上传染性疫病的暴发及防治经验，向省防治非典型肺炎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了题为《以史为鉴防控非典》的专题报告。省委书记白克明阅后认为具有较高的价值，当即批示：“这个材料很有说服力和借鉴作用。同意士彬同志（注：孙士彬，河北省副省长）意见，转发各市领导同志阅”。对河北省档案馆所做的这一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决策未来的事物是以事物过去的大量实践结果所得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与教训为坚实依据的。尽管世界上从不出现完全重复的事物，但究其本质而言，它们除特殊性、个性以外，均存在着共性即规律性，这就是事物可以进行决策在哲学上的理论依据。河北省档案馆这份专题报告简要回顾了历史上河北省境内各种传染性疫病的发生情况，归纳出包括呼吸道传染病、胃肠道传染病、以动物为媒体的传染病及其它传染病，以坚实的数据和充盈的史实总结出如下经验教训：一、在人类与疾病的斗争中，信心是必胜的源泉，要坚信在人与疾病的斗争中，最终的胜利者是人类；二、由于传染病的特殊性，决定了战胜它的根本方略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群防、群治，形成全民协作的总动员；三、不断深入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持久不懈地挖根溯源，知己知彼才能最终战而胜之；四、加强卫生行政工作，制定严格的传染病管理制度，做好疾病疫情的监测和报告，尤其是疾病潜伏期的监测和急性暴发的报告；五、做好医务人员的专业培训工作，增强防疫第一线的作战能力；六、及时总结防疫灭疫的有效方法；七、大力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夯实群防群控的基础。专题报告认为，实际疫情的漏报、瞒报、不报、错报，会带来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

　　专题报告以史实为据，向省委、省政府建议：一、运用史证，克服恐惧心理，坚定战胜非典的信心；二、教育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克服麻痹心理；三、全党动手，全民动员，群防群控群治，是我们抗疫制胜的一大法宝，也是我们传统的政治优势之一；四、大力普及科学防疫知识，再掀全民健身体育活动新高潮；五、各级政府和部门要认真收集、整理、汇总这次抗非典斗争中形成的各类法规、条例、政策、文件和典型事件及经验、教训的资料，尤其是各地的医疗档案，及时由各级档案部门集中归档，以防散落、流失。

　　此种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专题报告，对指导抗击非典斗争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参考作用，向领导机关及时地提供这样有分析说服力的材料，当然会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

　　在首都防治非典型肺炎，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战斗正酣之际，北京市档案馆深入挖掘馆藏档案资源，从馆藏档案中摘录、综合出民国以来北京的防疫措施，以《档案摘报》的形式，及时上报市领导参考。《档案摘报》以“民国以来北京的防疫措施”为题，介绍了档案记载的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北京对防治霍乱、伤寒、鼠疫等传染病流行采取的措施，包括成立专门防疫机构，印发预防宣传册，查找疫病病源并采取灭杀措施，严格疫病管理和检诊制度，对连接北京与疫病区的交通工具、人员实行严格检疫、重点监测等内容。《档案摘报》及时报送市各位领导，以供他们决策时参考。

　　二、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在拨乱反正、维护国家主权中的作用

　　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是人们在社会实践、处理事务过程中自然形成、遗留下来的“历史真迹”。它是以具体内容反映其形成机关或人物的社会活动的历史记录物，又是特定的形成者当时当事直接形成的原始文件的转化物，不是事后编写或另外收集的材料，所以，它具有很强的原始性。档案所具有的原始记录性，决定档案的无可置疑的凭证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从而使档案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和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主权尊严等方面，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1、拨乱反正的重要依据

　　我国自1957年起，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错误地批判和打击了一部分革命群众，直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全面推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出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抢班夺权的需要，以种种诬陷不实之词，制造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妄图打倒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使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蒙受不白之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拨乱反正，彻底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有必要对“文化大革命”中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系列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纠正冤假错案、推倒一切不实之词，必须以档案为依据。在为刘少奇大冤案以及千万个冤假错案的平反当中，各级档案部门提供了数以千万计的档案，比如，1980年初，辽宁省档案馆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供了《中共满州总行委12号通知》原件。该《通知》明确说明1930年4月满州省委遭到大破坏，是由于杜兰亭叛变造成的，与刘少奇同志毫不相干。

　　1979年后，山东省档案馆为省直属机关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130名领导干部平反，为处理98名局、处级干部的历史遗留问题和解决右派改正等问题，提供档案3784卷，发挥了权威凭证和参考作用。陕西省丹凤县档案馆，在1980年以后为落实政策和纠正冤假错案，提供利用档案1030卷，使269人的错案得到平反，465名干部、职工、教师取消或改正了处分。

　　众所周知，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过程中，各级档案部门提供了大量文件、照片、录音等档案，成为揭露、判定他们反革命罪行的确凿证据。据198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情况报告》称，法庭在调查中，“先后向被告人出示和宣读了档案、信件、日记、笔记、讲话记录和录音等经过鉴定、验证的原始书证和物证共651次。在审判庭上，江青等抵赖罪行，而当法庭宣读、展示有关文件和播放讲话录音后，被告不得不供认犯罪事实”。档案提供的充分的材料，揭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和各种反革命阴谋活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正确看待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如何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和指导下，在查阅中央档案3万卷（件）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数易其稿，党中央终于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而为总结历史、开辟未来，为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维护国家主权的有力工具

　　在国际和外交斗争中，档案也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有力工具。比如西藏、南沙历来属于中国的领土，在我国历史上就形成了对该地区行使管辖权的文件：在当地设置行政机构、委派官员和派军巡逻的记录，征收赋税和户籍田亩的登记与上报的簿册等，这些“历史陈迹”是领土归属的真凭实据，任何国家企图捏造材料，引起边界纠纷，都是站不住脚的。在划分中印、中缅、中俄、中越等边界中，清代中外边界档案和清代历史地图成为重要历史凭证。有关确凿档案在解决我国在国外动产不动产问题中，成为保护我国权益的有力佐证。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历史上，不论是内地还是边疆，不论是汉族地区还是少数民族地区，各族人民都曾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作出过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贡献。但是多年来，少数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人以及一些原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者为了达到分割中国的企图，总是歪曲历史上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破坏我国民族大团结。其中西藏问题一直受到举世瞩目。那么历史上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究竟如何？对这一问题的纷争可以用民国时期的有关档案作一判断。在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之际，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遵照江泽民总书记的指示，为在北京筹办《西藏社会历史资料展览》，于1991年4月来二史馆收集民国时期西藏社会历史方面的档案材料。二史馆先后从北洋政府藏院、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等全宗中，查出并复制了1912年10月28日袁世凯恢复达赖喇嘛封号的令，1938年12月27日蒙藏委员会为行政院指令吴忠信会同热振主持达赖转世事宜给西藏驻京办事处的训令，1940年1月26日热振为访得杭木登珠灵异情形并请转报中央政府免予掣签事致吴忠信的函呈，1940年2月22日吴忠信为亲莅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情形致国民政府主席电，1940年3月8日噶厦为感谢中央特派吴忠信亲临主持达赖坐床典礼并赐礼品事致林森、蒋介石电。这些文件有力地驳斥了西方某些国家关于“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谬论，充分说明了西藏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

　　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向中央有关方面提供了1939年至1949年间有关班禅转世的历史档案复印件共129件近7万字。其内容涉及“国民政府”对九世班禅圆寂后的治丧费、褒扬、追赠封号以及派员主持十世班禅坐床的有关文件，还有班禅堪布会议厅及主要负责人就九世班禅善后办法、寻访转世灵童、十世班禅坐床过程给“国民政府”的报告。这批档案对研究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有重要价值，也有力地证明，达赖喇嘛不顾历史定制，破坏宗教仪轨，公然在国外擅自宣布“班禅转世灵童”的行为，是完全非法的。

　　南沙群岛是我国的国有领土，但周边某些国家对此提出异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为我外交部提供了有关南沙群岛的档案40余件，这些档案是我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的铁证。这40多件档案，内有1933年各机关团体抗议法国侵占我珊瑚九岛的材料，以及国民政府行政院以官方名义的回电；1946年国民政府接收南沙群岛的一组材料；国民政府内政部出版的将我国疆界划至北纬四度曾母暗沙的南沙诸岛地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专家认为，“三三”“四六”（指上述1933年、1946年的两组材料）是我国外交谈判时的两个铁拳头，能在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

　　3、戳穿“世纪谎言”的利剑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是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之后，对中国的平民百姓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前后6个星期，惨杀南京城内的中国同胞30多万。二战结束后，远东军事法庭对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罪行进行了专案审理，在大量的人证物证的支持下，远东军事法庭判处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绞刑。

21世纪伊始，日本右翼势力又在为军国主义招魂：2000年1月23日，一伙右翼分子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集会，把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说成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企图彻底否定南京大屠杀，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屠杀罪行翻案。与之相呼应，1月21日，日本最高法院无视历史事实，在没有对案件进行认真审理的情况下，判决东史郎败诉。

　　二战结束几十年后，日本右翼势力还在为当年的侵略行径和大屠杀罪行翻案，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以及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严正抗议。面对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以维护历史真实面貌为己任的中国档案工作者拿出了自己珍藏的档案资料，以历史的真实记录戳穿他们的“世纪谎言”。

　　上海作为南京的近邻，上海市档案馆的馆藏对于当年南京大屠杀有直接的反映。据《解放日报》2000年1月28日报道，上海市档案馆近日将一宗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公布于众。这些档案共有6份，形成于1938年3月18日，是当年世界红十字会东南分会赴南京收殓掩埋我被害同胞遗体的报告及掩埋地点的详细表格。这些报告中记录了从1938年2月28日至3月18日，掩埋队在南京看到的惨不忍睹的状况和他们的工作日程以及当时绘制的一张大表格，上面清楚地记录了仅该掩埋队一家在南京城内城外共收殓同胞尸体31564具，分别掩埋在南京清凉山后山、金陵大学农场、阴阳营新安义地、上新河黑桥附近、下关石榴园、下关江边等地，建立义冢50多座。

　　在掩埋队队长李世原写下的报告中，记录了历历罄竹难书之状：“至幕府山下，状元门、永清寺、三台洞至大窝子江边，内见有尸首血迹淋淋，肚破肠流，惨不忍睹。当即督同队员夫役掩埋，约有五六百具。……计每天掩埋二三百具至五六百具。”“查城内区掩埋男、女、幼童1793具。其中多属民人，而军人仅占20%。死亡情形各不一，有被枪决后用火烧者，有被刺刀刺死者，亦有铁丝捆绑树上窒息而死者，有枪决后丢入水塘中者，并有青年女性被轮奸而死者。所有被刺而死大多属女性，而男尸多被捆绑枪决。”

　　报道引用上海市档案馆副馆长史梅定的话说，当时在南京参加救护掩埋工作的不仅有世界红十字会，还有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济会、中国佛教会僧侣掩埋队、崇善堂、同善堂等慈善团体。因此，上海发现的这组统计数字，仅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同胞总数的一部分。

　　《解放日报》的消息说，另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最近公布的史料证实，仅南京崇善堂一家慈善机构，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5月1日，“崇字掩埋队”总计掩埋了112367具我遇难同胞遗体。

　　与南京相距遥远的东三省档案馆的馆藏对南京大屠杀也有所反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00年1月底某一天早间新闻的消息说，吉林省档案馆发现了一张日本昭和12年（1937年）12月23日《大阪每日新闻》，上面刊登了由光本本社“特派员”所写的《南京总攻击观战记》，记载了“特派员”随日军杀入南京时所见所闻及中国百姓和军人逃亡死伤情况。其中一处谈到日军助川部队和海军在从下关码头附近的街道到扬子江下游共二三里的距离，扫荡“败敌尸”三万人。档案部门通过新闻媒体公布的这些档案资料，以铁的事实，戳穿了日本右翼势力散布的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的谎言。

　　三、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在为党的建设服务中的作用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英明决策。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全面服务，是档案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档案部门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具体体现。各级档案部门自觉地将档案工作融入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之中，围绕为党的建设服务的主题，确定档案工作的目标和要求，努力在为党的建设服务中有所作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在为宣传党的光辉历史和伟大业绩、开展党性党风教育活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及加强干部监督管理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1、党建宣传的极好素材

　　大力宣传党的光辉历史和宏伟业绩，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途径。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各级档案部门发挥自身优势，深入挖掘档案中蕴藏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开展了以宣传党的光辉历史和宏伟业绩为主题的各种宣传活动。中央档案馆与中组部、中宣部等单位共同主办了“肩负人民的希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图片展”，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群众100多万人参观，反响热烈；与有关部门联合摄制了大型档案文献电视片《红旗飘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今天》和大型电视专题文献片《自从有了共产党》，编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其中《红旗飘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今天》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上海、广东、天津、江苏、吉林等地档案部门也都通过举办展览、公布档案史料、发表纪念文章等多种形式，充分展示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1949年以前的历史档案就超过100万卷，这些丰富的档案史料是宣传党建的很好素材。为了深入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充分发挥这部分档案资料的作用和价值，为党的建设服务，档案馆工作人员多年来通过大量的基础工作，将有价值的档案信息进行著录，存入数据库，以便随时提供专题性检索。同时，档案馆根据时事形势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有关文献，积极公布党建方面的史料、撰写党建方面的理论文章、出版党建方面的史料汇编。

　　1985年以来，上海市档案馆与党史办合作，除了汇编出版了《上海革命历史资料汇编》外，还编辑出版了《三代中央领导与上海》、《上海党史文库》、《毛泽东在上海》、《周恩来在上海》、《刘少奇在上海》、《陈云在上海》、《潘汉年在上海》、《中共上海组织史》等十余部大型党史资料汇编。这些汇编资料的出版发行，为党建宣传工作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的素材。

　　上海市档案馆经常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或党的重大节庆活动来举办党史展览。1991年，档案馆与党史办等单位联合举办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展览，观众多达十万余人。为了迎接建党80周年，上海市档案局馆主动向有关部门请示，要求承办展览。请示很快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批准，并被列为2001年中共上海市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大项目之一。这个展览以宣传“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为基调。其中改革开放篇专门辟出“坚强核心”党建栏目，重点突出上海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邓小平理论及其党建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央和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决策，积极开展基层党建，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为上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坚实基础的内容。为表现上述主题，档案馆同志四处出访征集素材200余件。

　　为迎接建党80周年，江苏淮安市档案馆在做好提供档案资料服务的同时，还同市委党史工办、市委组织部共同编写了《中国共产党淮阴市建设史》（1948.12——2001.2）。在编写过程中，淮安市档案馆和淮安市纪委、组织部、宣传部、市委办公室等党委部门档案室提供了数以千卷的建国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馆藏档案和90年代以后的室藏档案。

　　吉林省吉林市档案局还通过为优秀党员标兵建档、举办党员先进事迹展览，为党建宣传服务。从1993年开始，他们紧紧围绕全市各个时期党建工作的重点，从为践行“三个代表”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共产党员宣传的需要服务出发，为吉林市各界、各阶层的优秀共产党员建档。几年来，吉林市档案局先后完成了全市受国家、省、市表彰的36位优秀共产党员标兵的建档工作，共收集各种载体、形态档案资料4242件。这些珍贵档案资料不仅充实和丰富了馆藏，更为举办展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98年，吉林市委、市政府和吉林省委、省政府先后作出学习吉林化纤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企业家傅万才的决定。199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经贸委又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学习傅万才同志座谈会，号召在全国广泛深入开展向傅万才学习的活动。这些都为档案部门发挥职能作用，服务党建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吉林市档案局领导班子经过研究，决定从馆藏收有优秀共产党员标兵档案资料的优势出发，经市委批准，举办傅万才及傅万才式好干部先进事迹展览。展览一直得到市委的重视和支持，成为市领导关注和配合全市中心工作的一件大事。为使展览早日对外开放，吉林市档案局加班加点工作，在短短28天时间里就完成了布展的各项任务。

　　2000年，为了积极配合全市“三讲”教育，吉林市档案局在原来展览基础上，又增加了有关“三讲”教育的内容。市委领导对此非常重视，把参观展览作为全市“三讲”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全市局以上领导干部必看必学。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组织全市近600名局以上领导干部分批参观展览，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2、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依据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是党建工作的一个重点。各级档案部门通过公布史料、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加强对廉政档案的开发利用等，为党风廉政建设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党的干部抵挡不住外界腐朽思想的诱惑，坠入腐化堕落的深渊。2000年，天津市档案馆为配合全市党员警示教育，他们在河北省档案局的大力支持下，利用馆藏档案整理了20世纪50年代震惊全国的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专题史料，分别刊登在市委党刊《天津工作》和《天津档案史料》上，以此教育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做到警钟长鸣。

　　上海市档案馆通过公布史料，不仅使社会了解到我党廉政建设的历史，而且使社会了解到我党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解放前夕，党内曾三令五申，在各种场合及许多文件中多次强调了自身队伍的廉洁，如《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规定：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应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不准私受馈赠，私取公物，反对贪污腐化堕落行为。陈毅在《关于入城纪律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主张艰苦朴素，反对腐化堕落”。《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委员会接收计划》中规定：“强调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作风，反对享乐、腐化、贪污”。“参加接管人员特别要注意不应接受礼物及请客，以免贻误公事，不应以多报少，以好报坏，从中贪污私肥，这是接管人员重要规则”。解放后，我党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逐步建立、健全了反腐败监督机制。这些史料的公布，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认为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好教材。

　　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开展，安徽省将党风廉政档案建设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摆上了重要位置。至2000年底，省纪委直接为1004人建立了市厅级干部党风廉政档案，17个市纪委为14400人建立了县处级干部党风廉政档案，108个县区纪委为56492人建立了科局级干部党风廉政档案。另有33个省直单位建立了党风廉政档案，包括县处级干部3143人，科级干部1841人。全省三级领导干部党风廉政档案网络已基本形成，档案管理水平有了提高，党风廉政档案的作用得到了初步发挥。

　　党风廉政档案的建立，为把好用人关发挥积极作用。2000年，安徽省委组织部在提拔11名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时征求省纪委意见，省纪委参与对38个拟提任省委管理的职务人选进行任前公示时，都通过党风廉政档案了解他们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和廉洁自律状况。合肥、蚌埠、淮南、淮北、铜陵、宿州、六安、池州八个市提任227名县处级主要领导干部征求所在地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党风廉政档案也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党风廉政档案还为纪检监察机关执纪办案、履行职责提供参考。在信访核查和案件查处中，党风廉政档案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淮南市将1999年全市清房工作材料归入廉政档案，市纪委在收到反映住房方面的人民来信时，首先查阅廉政档案，然后区别不同情况作出处理。2000年共调阅县处级干部廉政档案35人次，其中有2人被立案调查。蚌埠市某局局长多占住房，在市纪委立案调查时，弄虚作假，谎称已向组织报告过，通过查阅廉政档案，发现他本人所填写的《住房登记表》没有如实登记，在问题查实后，撤销其局长职务，显示了廉政档案的参考凭证作用。

　　党风廉政档案为考核评比、表彰先进把好廉政关。省纪委每年都要依据党风廉政档案为省政府目标责任管理的廉政状况作出评价意见，为各种评比表彰提出廉政状况的参考意见。据统计，省纪委已为各种表彰提供党风廉政情况80多人次。全省各市纪检监察机关在进行廉政把关时，查阅党风廉政档案达1285人次。

　　3、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有效途径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离不开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各级档案部门密切结合基层党组织的实际情况，通过加强党建档案的管理和利用，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服务。

　　天津市第四医院由于医疗质量不高、社会形象不好、逐年亏损，职工群众精神压抑、人心涣散。1998年8月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后，急于找出问题的根源。医院档案室主动配合党办和工会部门，通过利用档案室保管的十年来的干部监督档案和历届职代会提案材料，分析发现影响医院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是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在强调院长负责制的同时忽视了职工主人翁的地位和权利。为此，领导班子做出实行“院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决策，并查阅大量档案资料，制定了《领导班子勤政廉政有关规定》、《院务公开工作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使医院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不仅实现了止亏增盈，而且促进了医德医风建设。

　　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表现突出的是对下岗职工党员、外出流动党员和退休干部、职工党员的教育管理，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对外出流动党员管理，曾一度感到十分棘手。对此，山东省章丘市普集镇党委经反复探索实践，通过建立详尽的记录档案，并建档立卡，实施跟踪教育管理，创造性地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管理办法，加强了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

　　　　　　　　　　　　　　　　　　　　　　　　　　　　　　　　　　（执笔人：周彬）